需要指出的是，房价多年上涨、居民改善居住条件、养老与医疗等刚性支出增加，也是近年来延迟消费偏好下降、居民储蓄率降低的重要原因。王军认为，延迟消费偏好下降与储蓄率降低是一个硬币的两面，因为追求美好生活必然导致即期消费动力提升、储蓄率降低。

　　他同时指出，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，中国的居民储蓄率都持续位于世界前列，并未出现断崖式下跌。当然，由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程度、金融市场完善程度和居民收入水平等与发达国家尚存差距，特别是居民消费习惯的改变还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，做好风险防范和相关政策调整准备还是很必要的。

　　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认为，储蓄率下降有一定好处，表明内需增强，但也需要关注隔代之间的储蓄率变化。在金融科技发展背景下，消费信贷发展较快，会诱导年轻一代提前消费、借贷消费，“这不仅是一种经济、金融现象，同时也是一种文化、人口现象，可能会带来重要影响”。

　　“花明天的钱，买今天的东西”会成为消费陷阱吗？

　　在众多消费形式中，刷信用卡或者使用支付宝“花呗”等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等进行提前消费、借贷消费现象值得关注。这种“花明天的钱，买今天的东西”的消费形式，在一些年轻人中很普遍。

　　在北京某高校读硕士的任欢，最近终于下决心关掉了一款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。原来，在这款产品的诱导下，他一个月最多时花了4.5万元。他说：“它总是给我提升信用额度，并且在付钱的时候默认使用这款产品，让我经常无节制消费，花钱像流水一样。”

　　信用卡、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越来越多，导致未偿信贷数额大幅增加，推高了金融风险。央行发布的《2019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》显示，截至今年一季度末，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797.43亿元。而在9年前的2010年，这个数字还只是88.04亿元。另据统计，近1.7亿“90后”中，开通“花呗”的人数超过4500万。信用卡“卡奴”“花奴”现象开始出现。

　　王军认为，商业银行信用卡发卡量高速增长和金融科技快速发展，同时也导致信用卡、基于互联网的信用类产品、消费金融类贷款、现金贷等信用类消费贷款多头共债与相关风险急剧上升，造成信用卡逾期未偿数额增加。特别是在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宏观背景下，部分信用卡持卡客户个人财务状况变化较大，而部分商业银行过度追求商业利益，未能及时掌握这些变化，导致相关问题和风险较为突出。

　　一些商家的不当营销方式也在推波助澜。有的广告将消费与身份、阶层、品位、智商、爱情、亲情等联系起来，诱导人们过度消费。

　　正常来说，合理的超前消费有利于改变传统的长辈积累资本和财富、子孙不劳而获的现象，还能有效扩大市场需求，促进经济增长。然而，不合理的超前消费可能走向反面，对个人来说，加大经济压力，影响心理健康、生活稳定；对国家和社会来说，会诱发产生极具破坏性的享乐主义之风和不切实际的浪费文化，造成社会“信用危机”，加大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。美国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、20072008年的“次贷危机”，都是前车之鉴。

　　那么，这种超前消费模式在中国会成为“消费陷阱”吗？多名专家和受访者认为，防范风险的关键在于培养人们养成良好、健康的消费习惯。

　　“未来10年，我国居民未偿信贷数额总量会有所增长，但会保持在一个合理范围内。”杨军认为，这是由于年轻群体总体知识水平在提升，获得更高收入的能力在增强；同时金融部门控制风险的手段也会更先进。

　　在任欢看来，结婚会成为他是否存钱的门槛。他说，结婚后存钱不是单纯为了享受型消费，而是出于家人生病、养老等开支考虑。“这体现了中国人传统的家本位文化的延续，背后是一种文化韧性。”

　　从全生命周期角度平衡好储蓄与消费的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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