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时他戴的普通口罩和穿的衣服都很沉，陈年的石粉在里面结痂，头发长到肩上，一回家，家人都认不出来了。

　　之后杨俊武又随朋友去西安干了3年建筑队。他后来来到北京，从洗碗开始，到做配菜、凉菜、掌厨，在饭店做了6年。然后自己开了两次店，一次经营不善，一次被骗，全赔了。

　　2008年时最惨，媳妇正怀孕，两个人一天的生活费不到10元，杨俊武每天吃大饼卷大葱，省点钱给媳妇做西红柿炒鸡蛋。

　　那时，他在五环外的清河租房，上班在三元桥，每天骑自行车回家。正赶上奥运会，晚上下班，他带三个面袋子，路过鸟巢、水立方的时候，收塑料瓶子，用脚使劲踩扁。第二天送到五环外的收购站，一角钱一个，一晚上能挣八九十元。

　　5年后，他的小家恢复了元气，攒了些钱，在贸大附近开了家川菜馆子。他每天出去给周围的大厦发传单，生意特别好，那时网上订餐刚刚起步，他雇了11个外卖员送餐。

　　随后各大外卖平台纷纷入场，通过补贴抢占市场，吃顿饭只要三四元，甚至免费。“受伤害的是我们商家”，补贴有一半平台承担，一半商家承担。自家的送餐员也被新兴的配送平台抢走。

　　他发现，生意越好越赔钱，白白给平台挣了流量。饭店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，杨俊武买了头盔，正式成为一名外卖小哥。

　　他身子前倾，脚蹬地，发动了送餐车，冬日里萎靡的树木在他两侧远去，头盔漏风，他换上了线帽。去年北京春天里的一场大风吹倒了一棵树，夺走了一个外卖员的生命。那天他也在外面跑，感觉风也要把他吹倒。去年夏天，上海的一个外卖员在暴雨中死去，但大多数外卖员还是喜欢“恶劣天气”，因为补贴高，订餐量也会增加。下雪时，杨俊武就把头盔戴上，雪水打得眼睛生疼。

　　一位快递员的微信签名是：“你只知道北京，但你不知道北京的冬天有多冷。”

　　超时罚钱，被投诉也会罚钱，如果接单少、取消多，完成率和准时率不达标，只能拿到部分薪水。

　　在线6天，单量足够，也会有奖励。补贴高时，杨俊武根本停不下来，每天挣好几百元，“只要看见单就想送”，凌晨也不休息，熬得眼睛疼。

　　廉思课题组的学生曾经跟访外卖小哥，后来发现压根儿跟不动。“太快了，上楼也快。有一刻松懈就有一刻没钱。”一位贸大学经济的大二学生曾以为写字楼里的楼梯间是没人走的，后来才知道，一到饭点，外卖小哥会在楼梯上“堵车”。

　　他们常从学校一块缺失的栏杆处拿外卖，人多时，外卖小哥在栏杆外排了一排，天冷，跺着脚，本来就着急，看上去更急躁了。

　　外卖员对时间极其敏感，没人慢慢走，总是小跑。常送学校的人计算好在哪个红绿灯开始打电话，能跟学生同时赶到。“就像我们经济学里讲的最优化，他们都是高手。”调研学生说。

　　等餐的过程杨俊武感到无聊，很想抽烟。抽了两口，又扔下了，还有一单要送往医院。他不喜欢去医院，消毒水的味儿大，电梯排队，还经常有外地人写不清地址。

　　若是送高档小区，他得敲三下门，不能过轻，也不能过重。开门的瞬间有许多可能，有人伸出脑袋说一声谢谢，有人一言不发“啪”地关上门。“我送餐八成都是合租的，做饭不方便，都是年轻人，爱点炸鸡和奶茶，也有人偷偷吃掉室友的外卖。”

　　他从晚上5点送到8点，8点一过，“又便宜咯”，送餐费在高峰期高一些。单价高时，他回家匆匆吃口饭，再出来工作。北京的夜晚，过于明亮的汽车灯迅速穿过黑暗，周围无人走动，只有灰尘一般撒开的外卖小哥。

　　看不见的老板

　　王利刚在老家结婚那天，有一桌客人是快递员，车牌号从豫A排到豫U，几乎全村的人都来围观。

　　老婆怀孕生产前，他决定回郑州生活，买了房，背了贷，本想通过快递公司内部调动回去，却不遂愿。

　　他和媳妇合计着开个卤味小店，也没开起来。王利刚得还房贷，不能闲着，看到街上跑腿的骑手是门营生，入门快、没有学历限制、马上能提现，便决定加入。上午培训两小时，交了押金，下午就上岗了，挣了150元现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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